那些想要統治世界的史丹佛大一新生
史丹佛中的另一個史丹佛
我在史丹佛大學讀大一時，曾跟一個兄弟會的男生學會如何一口氣灌下一罐啤酒。沒多久之後，他就退學去創辦一家 AI 公司。六個月後，那家公司估值已超過 10 億美元。
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史丹佛和其他競爭激烈的大學並沒有太大不同：大家上課、跑咖啡廳、談戀愛，也會在期末考前崩潰。
但對少數人而言，他們讀的史丹佛卻是另一個世界，一個存在於史丹佛之中的「另一個史丹佛」。在那裡，創投會主動追逐 18、19 歲的新生，提供導師資源、資金，甚至邀請他們參加私人遊艇派對，試圖把這些年輕人的潛力轉化為獲利的機會。
史丹佛大學有一門傳奇的創業課，名叫 Lean LaunchPad ，由 Steve Blank 授課。Blank 告訴我，雖然史丹佛學生一向都很有野心，但近年來，史丹佛確實變了，校方越來越重視年輕創業者，因為這些人未來一旦飛黃騰達，或許有機會把自己數十億財富中的一部分回饋給學校。Blank 說，如今的史丹佛，「就像是一個附設宿舍的創業孵化器。」
AI 看起來很可能會取代許多初階職位，但也正因如此，史丹佛校園裡這群特殊的新生反而變得更有價值。曾有一位創投對我說：「我們向來最關注的就是年輕的大學生。」當時，她一邊向我和幾位大一、大二學生保證，只要我們哪天有了點子，她的公司一定會幫忙。
投資人整天待在校園裡的 Coupa Café 閒晃；像 Sequoia 和 Pear VC 這類創投公司，甚至還會聘用所謂的「talent scouts」，專門負責辨識這群菁英中的菁英，然後再想辦法把人拉進自己的網絡裡。這些「talent scouts」中，不少本身就是史丹佛高年級學生。
這群年輕人有時候甚至在腦海中還沒有閃現出一家真正的公司雛形之前，就先拿到所謂的「創業點子成形前的資金」（pre-idea funding），金額往往高達數十萬美元，少數情況下甚至上看數百萬。
在被過度的資源與特權包圍、又缺乏足夠的監督之下，創新與造假往往同步滋長。而這一切，正發生在科技公司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的時刻。
這是一篇關於那些正被培養成未來世界掌權者的年輕人的故事，以及他們正從那些已經掌權的人身上學到什麼。
矽谷的新淘金熱
加州曾發生過改變美國的大淘金熱。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寫道，「那群年輕的冒險者，使加州以開創驚人事業而聲名遠播；他們憑著非凡的衝勁與膽識，一鼓作氣將事情推展開來，甚至魯莽得全然不計成本，不顧後果。」然而，即使把通膨因素納入計算，矽谷在過去數十年間所創造的財富，仍已超過加州第一波繁榮時期所發現全部黃金價值的 200 倍。
去年，總部設於矽谷的上市公司總市值達到 23 兆美元，比英國、德國、印度以及整個非洲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加總起來還高。若再把尚未上市的私人公司算進去，至少還要再增加 1 兆美元。曾有一位資料科學的教授開玩笑地對我說：「我每天騎車上班路上遇到的億萬富翁，比美國整個中西部地區的還多。」
這種經濟體系是建立在對「潛力」的假設之上，也就是相信科技創業者終究能靠著一股硬闖到底的衝勁，一路創新、搶下市場主導地位，並創造出看似無窮無盡的財富。以一家名為 Safe Superintelligence 的 AI 公司為例，這家公司約有 20 名員工，在 2025 年時，儘管既沒有產品、也沒有營收，估值卻已高達 320 億美元；直到現在，它仍未公開任何技術，且短時間內似乎也不打算這麼做。
在這場當代淘金熱裡，人才才是真正被爭奪的資源；而放眼各地，沒有哪裡比史丹佛更容易找到這樣的人才。
史丹佛催生出的矽谷生態系
史丹佛與矽谷之間有著一種獨特而緊密的共生關係。長久以來，常春藤盟校一直都是華爾街與華盛頓的重要人才輸送管道；而史丹佛與矽谷的關係，則不只是人才輸送這麼簡單。矽谷很大一部分，本來就是建立在史丹佛大學的土地上。史丹佛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曾是 HP、Facebook 與 Theranos 等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如今，包括 Tesla 和 Google 在內，約有 150 家公司在校園內設有辦公室。（光是在 2025 年，史丹佛就靠租金收入進帳 3.2 億美元。）而創投公司就位於校園附近，隨時準備為那些展現出潛力的學生提供資金；這些學生中的大多數，之後也會在附近創業，而且聘用的幾乎也都是其他史丹佛學生，再將部分收益回流到大學體系之中。我上的第一堂大學程式設計課，就是在 NVIDIA 演講廳上的；那座演講廳由創辦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史丹佛校友黃仁勳捐建。（而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公司 Alphabet，也同樣是由史丹佛學生所創立。）
對矽谷投資人來說，如何從那些夢想創業成功的學生裡，找出真正有機會做出一番事業的人，早已成為一場競爭激烈的爭奪戰。正如一位投資人對我說的，沒有人會把所謂的「wantapreneur」（空想創業的人）放在眼裡；他們真正想找的，是那些「builders」：真正具備實力、能把想法付諸實現的年輕科技人才。但同時，也有不少裝得像那麼一回事的人會把這個頭銜往自己身上套。
被挑中的圈內人
史丹佛校內有幾個較具規模的創業社團，例如 Association of Stanfor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 與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Stanford Entrepreneurial Students，簡稱 ASES 和 BASES。但光是加入這些社團，還不足以讓你進入那個「史丹佛中的另一個史丹佛」。真正重要的圈子都是採邀請制，能否進得去，與其說取決於技術能力，不如說更看重你認識誰，以及履歷上是否有某些象徵身分的經歷，例如參加過由創投主導的 Neo Accelerator 或 PearX 暑期 Fellowship。那些被從人群中挑出來的人，之後便會聚集在祕密社團和奢華晚宴之中。
談到這個「史丹佛中的另一個史丹佛」，一位後來成了創業者的學生對我說：「你基本上要嘛在大一就進了這個圈子，要嘛就進不去。」他還說：「說穿了，就是看你像不像自己人。」另一位已拿到投資的大學生則告訴我：「只要你說了對的話，就會被當成王公貴族一樣對待。」還有一位講得更直接：「所有創投都巴不得把錢塞進我們嘴裡。」
一些積極接觸年輕人的投資人與企業執行長，其實在業界也有不錯的聲譽。Ann Miura-Ko 共同創辦了一支基金，曾在早期投資 Lyft、Twitch 等公司。她同時也是史丹佛的授課老師。她告訴我，她要找的是那些「super-builders」和「super-thinkers」；而她也透過自己主持的 Mayfield Fellows Program，把這些學生聚集在一起。這個計畫宣稱，要把「12 位傑出的學生培養成一個緊密的創業者與領導者社群，進而定義下一個十年、形塑這個世界。」 我訪問過的學生，多半都形容 Miura-Ko 是一位支持學生、也很有創意的導師。不過，也有一些四處物色年輕人的人，關心的並不是自己能為學生做什麼，而是學生能為他們帶來什麼。
一位朋友回憶起大三那年，他曾去參加一場派對，並和一位以前的同學聊了起來。那位同學後來進入一家估值超過 1,500 億美元的公司工作。「嘿，你應該考慮來跟我一起共事，」對方說。我朋友當下只是含糊帶過。三天後，他就已經和那家公司的執行長坐下來喝咖啡，還收到了一份工作邀約：只要他願意退學，起薪至少 60 萬美元。
「我當下真的有一種整個被捧上天的感覺，」他告訴我。不過，在做了一些調查之後，他認為那家公司不太對勁，他懷疑那家公司在技術成效上誤導了投資人，於是拒絕了這份邀請。然而，我們共同認識的一些朋友並沒有這麼做。他們一個接一個被說服退學。
「這就是他們招人的方式，」我朋友說。「他們根本像刺客一樣，鎖定目標就迅速下手。」
宿舍裡的創意，也可能是矽谷入場券
當然，史丹佛學生並不只是忙著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他們也確實做出不少很酷的東西。我就認識一名學生，東拼西湊做出一台能在派對間穿梭送飲料的機器人；還有另一位學生打造出一套工具，能透過背景雜訊中電磁場的細微波動，精準判定一段影片究竟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拍攝的。
當有人告訴你，你可以直接把腦中想做的東西做出來，那種感覺既令人興奮，又有點不真實。畢竟，誰會不想拿到 Friends and Family Club 提供的 1 萬美元「小額補助」，去把一個很酷的小裝置做出來？又或者，誰會不想得到 Z Fellows 的投資，這個投資計畫甚至會付錢讓學生暫時把課業擺一邊，用一週時間去發想一個夠有意思的點子？
學生們心裡很清楚，即使是最輕鬆、看似玩票性質的創意嘗試，也可能成為通往矽谷財富的入場券。那些在宿舍裡摸索做出來的專案，最後都會被寫進履歷；連 hackathon 式的開發聚會都有企業贊助。Z Fellows 更直接把自己定位成「通往矽谷的快速通道」。許多學生也會精心地複製那些他們看過的成功模式：DoorDash 最初只是幾個學生想把食物送進宿舍；Snapchat 的誕生，則是因為一個兄弟會男生想傳會自動消失的色情訊息給女生。
非典型天才的神話
也有很多學生懷抱著解決更大問題的企圖心，其中不少人確實取得了重大的進展。Amber Yang 就在 18 歲那年，因為開發出一項前景可期的太空垃圾追蹤技術，登上《富比世》「30 位 30 歲以下菁英」榜單。她設計的演算法能以 98% 的準確率預測太空碎片的位置，表現遠勝過 NASA 的模型。幾乎就在她踏進校園的那一刻起，創投便開始追著她。
Yang 在與我喝咖啡時說：「當你才 18 歲，卻突然得到那麼多關注時，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根本沒有拒絕的空間，只能說 yes。」所謂的 yes，是答應資金、答應各種計畫，甚至答應在你連合法租車都還不行的年紀，就創辦一家足以讓幾代人都致富的公司。Yang 形容，自己當時也逐漸被捲入其中：「我花了很多力氣，想分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以及別人眼中的我是什麼樣子。」
不過，當她獲得 Thiel Fellowship 時，她卻選擇拒絕。這個知名計畫鼓勵學生退學投入創業，早期提供 10 萬美元資助，如今金額已提高至 25 萬美元。這幾乎是個罕見到不可思議的決定，但她最後選擇完成自己的大學學業。
她後來也協助成立了一個名為 No Filter 的社團。她和她的朋友 Noor Siddiqui 每週都會邀請一位科技公司執行長，來和 30 名學生進行交流。由於採取保密規定，且僅限受邀者參加，No Filter 很快便建立起獨特的吸引力，成為校園裡圈內人聚集的場所、也因此帶有強烈的身分象徵意味。創投則樂於為這個社團買單，因為這讓他們得以接觸到這一群學生。
Yang 說：「有幾位創投會直接給我們錢，對他們來說，那根本不算什麼，他們一季就給了我們 2 萬美元，讓我們用來安排聚餐，之後也會和這些創投見面。」
如今，Siddiqui 創辦了一家新創公司，提供胚胎基因篩選服務，讓父母能選擇希望孩子具備哪些基因特徵。她說：「性愛是為了享樂；胚胎篩選才是為了生孩子。」而 Yang 後來也成了創投。Yang 說：「我熱愛矽谷，也熱愛史丹佛，可以說，我幾乎是這整套體系最堅定的支持者。」不過，她也不再相信那套認為史丹佛總能從學生中挑出非典型天才的神話，尤其當那麼多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學生，其實只是在試圖複製他們想像中上一代創新者走過的成功路徑。
她告訴我：「從外界看來，大家都會覺得，喔，這個人之所以拿到那份工作，是因為他真的很優秀，整個制度是靠能力決定的。而矽谷也一直告訴大家這裡是一個講求能力、論功行賞的地方，對吧？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
她說，所謂的成功，其實在於「你認識對的人，並且以一種非常特定的方式和他們建立連結。」
創業者的真實樣貌
當 Sam Altman 在 2005 年從史丹佛退學創業時，「那還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時代，」他告訴我。如今這種飯局款待與系統化挖角的風氣，當時還沒有席捲校園。「那時根本不是這樣，」他說，「沒有創投會出現在校園裡，帶學生出去吃飯。也完全沒有像現在這樣同一批人到處跑活動、每一場都看得到他們身影的創投社交圈模式。」
作為 Y Combinator 的前負責人、如今又是 OpenAI 執行長的 Altman，始終和史丹佛校園保持密切聯繫。他就是那種會回覆學生簡訊、甚至順手給學生一筆投資或一份工作機會的億萬富豪之一。
Altman 說：「我聽說現在有那種誇張奢華的旅行，還有各種類似的活動，聽起來確實很吸引人。」不過，就連他自己也不太確定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Altman 說：「我聽一些現在在 OpenAI 工作、以前念過史丹佛的人說，他們其實很懷疑那些整天跑創投飯局的人，因為這些人往往不是真正有才華、能把東西做出來的 builders。這通常反而是一個很大的反向訊號。」
那門 Lean LaunchPad 課程的老師 Blank，他所提出的「精實創業」（lean startup）模式已被數千家公司採用，他告訴我，如今，創業的野心幾乎滲透到這所大學的每一個角落，以至於反而越來越難從中分辨誰才是真正的天才。
Blank 說：「真正的創辦人不是那種只想賺大錢，或只是因為室友想做就跟著做的人，事實上比起任何其他職業，創辦人更接近藝術家。」這些人「看得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也聽得見別人聽不見的聲音。而且，他們會被一股強烈的使命感驅使，想把腦中的那個願景具體實現。你知道還有哪些人是這樣嗎？畫家是這樣，雕塑家是這樣，詩人是這樣，劇作家也是這樣。」
他順著這個比喻往下說：「大多數畫作都不成功，大多數歌曲都很爛，小說也很少真的成為暢銷書。所以，藝術家的本質就是：你大多數時候都在失敗，但你依然堅持不懈，並且保有韌性。」
科技圈裡確實有這樣的人，但其實很少。Blank 說：「老實說，100% 的創業者都覺得自己是有遠見的人；但數據告訴我們，99% 都不是。」
對這種看法，史丹佛在 2000 至 2016 年間的校長 John Hennessy 也深有同感。去年春天我們交談時，他告訴我，如今的學生「看著 Steve Jobs、Mark Zuckerberg 和 Bill Gates，就以為退學才是最聰明的選擇。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假設。」
Hennessy 是電腦科學領域的先驅，曾被 Marc Andreessen 稱為「矽谷教父」；而他與科技領袖之間的緊密關係，也推動了史丹佛的擴張。在他任內，史丹佛成為全美募款能力最強的大學，並率先成為第一所在單一年度募款金額突破 10 億美元的學校；Hennessy 也主導興建了超過 70 棟新建築。與此同時，學校聲望節節攀升，錄取率則下降了 70%。卸任之後，Hennessy 更進一步出任 Alphabet 董事會主席。
Hennessy 說：「回顧過去二十年來我所看到的變化，學生如今變得更加以職涯為導向。校園裡有好幾百名學生都認為自己會打造出下一家偉大的 AI 公司。是，也許其中真的會有一個人做到。但不會有幾百個。」
儘管矽谷一直費盡心力想找出具有潛力的年輕人才，但 Hennessy 指出：「如果你去看那些最成功、真正做出成績的新創公司，創辦人其實都是研究生，不是大學生。」他認為，那種「天才輟學生創辦人」的神話，並不符合現實。而且，對那些還在成長中的年輕人一口氣砸下大筆資金，最後也可能適得其反。
問責缺席的代價
去年，我在一場校外晚宴上認識了一名 19 歲的學生。他很聰明，也毫不掩飾自己愛唱反調的個性；我很喜歡和他辯來辯去。他主動說要載我回家。
他一坐上 Tesla 的駕駛座，話題很快就轉向毒品。他告訴我，自己之所以主修化學，「全部都是因為 LSD」。得知我沒有試過後，他又一路聊起 K 他命、LSD、迷幻蘑菇、搖頭丸與古柯鹼。最後，他甚至對我說：「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當你的藥頭。直接找我就行。」
我當然沒有碰毒品。不過我後來查了一下那個人，才發現他當時已經為自己的軟體公司募到將近 2,000 萬美元。
Hennessy 告訴我：「所謂『創辦人兼執行長』的模式，意味著你把公司交到一個年輕的創辦人手上，而這個人其實還不太懂得怎麼當執行長。」他表示，如果把太多實權交給一個過度自負的年輕人，最後就可能導致像 Theranos 那樣的失敗。
Elizabeth Holmes 在史丹佛大二時創辦了 Theranos 這家血液檢測新創公司；那時，Hennessy 的校長任期才進入第三年。而到了他任期最後一年，他也親眼看著整件事全面崩潰。Theranos 的產品根本無法運作，Holmes 最終也因詐欺投資人而被定罪。
當然，她絕不是史丹佛唯一一個靠話術與包裝往上爬的人。
大一那一年，我在科技圈認識的一些人，曾向我講述他們做過的事，像是逃漏稅與稅務詐欺、不當研究行為、侵占與挪用資金、證券詐欺、內線交易與學術不誠實；還有設立黑金帳戶與空殼公司、從事駭客行為，甚至做出危及他人安全的魯莽舉動。有位帶我去吃早午餐的執行長，還很得意地告訴我他的公司是怎麼起家的，當時，他和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簽下了一紙合約。這些惡行的種類之多，讓我感到震驚。但看起來，這些事似乎也並不妨礙他們繼續拿到投資。
這套體系之所以嚴重缺乏問責機制，其中很大一部分其實來自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尤其當手上有太多錢、又花得太快時，這種問題就特別容易出現。
跟著錢走的時代
矽谷有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大多數創投其實並不擅長自己的工作。大約只有 2% 的創投公司，創造了整個產業 95% 的報酬。平均而言，創投公司的表現其實跑不贏大盤。而且，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似乎只是在瞎猜，更準確地說，只是在盲目跟風而已。
投資人現在正一窩蜂地湧向那些簡報裡帶有 AI 的計畫。在 AI 之前，大家追的是加密貨幣；在加密貨幣之前，追的是虛擬實境。之後還會有下一個題材。只要出現少數幾個驚人的成功案例，就能夠蓋過大多數的失敗。創投模式本來就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上，投資人也因此不斷投入一波又一波的炒作熱潮，因為他們知道，只要抓到一條大魚，這輩子就夠了。
現在市場上的資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其中一大部分資金，都押注在那種被捧成神話的年輕創辦人形象上。Facebook 當年其實是在資金極為拮据的情況下起步；Mark Zuckerberg 與同學兼共同創辦人 Eduardo Saverin（也是 Facebook 最初的出資者）後來鬧翻，最終演變成一場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糾紛，而起點，正是 Saverin 當年投入的那 1.5 萬美元。
如今，史丹佛的學生社團光是一場派對，花費可能就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Blank 坐在商學院旁的庭院裡對我說：「我們已經失去了判斷該投什麼的道德標準，也失去了羞恥心與使命感。」
在 Blank 的課堂上，學生團隊會花上 10 週時間，把一個想法一路發展成具備募資條件的新創公司。接著，他們會向 Blank 和同事找來的投資人進行簡報。這門課錄取門檻極高，課程要求也極為嚴格，而正如課名所示，它本身就是一個通往矽谷成功之路的跳板。
然而，Blank 屬於較早一代的創新者。在這座矽谷人才訓練場待了這麼多年，他也觀察到一個轉變：「如果你沒有核心的信念，你就會跟著錢走；你會追逐那些看起來最風光、最吸睛的東西。」
如今，整個環境都在告訴學生：不惜一切代價往上爬，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願景與詐欺的灰色地帶
史丹佛現任校長 Jonathan Levin 於 2024 年接任；在此之前，前任校長 Marc Tessier-Lavigne 因其實驗室涉及研究不端的指控而辭職。（在《The Stanford Daily》根據我的報導所引發的校內調查中，Tessier-Lavigne 承認自己曾監督過數據遭到操弄的研究，但否認曾試圖掩蓋相關問題。）Levin 畢業於史丹佛，主修英文與數學，過去 26 年也一直在這所大學任職；每當談起史丹佛，他總是神采飛揚。
在去年的首次畢業典禮演說中，他提到自己當年畢業前一晚玩到太晚，以至於隔天竟穿著短褲和 Teva 涼鞋出席典禮，接著他還透露，自己這次在校長袍底下，又再次穿上了那雙涼鞋。當然，史丹佛確實有許多值得讚揚之處：教授傑出、研究前沿、校園也美得驚人。但 Levin 又是如何看待矽谷對這所大學日益加深的滲透與主導呢？
Levin 去年春天在接受我訪談時坦言，學生從踏進校園的那一刻起，就開始被迫思考職涯方向，這樣的壓力讓他感到憂心。「我不認為這是健康的狀況，」他說，「我覺得，大學裡若能多留一些讓人單純感到平靜、也能享受樂趣的空間，本身就是一種很值得追求的理想。」
不過，他似乎也不認為校方真的有多少能力去限制史丹佛與矽谷之間幾乎已完全融合的關係。「難道我們要規定不准創投進校園嗎？」他拋出這個問題後，自己給了答案：「不。」
而在更早之前的一次訪談中，當我問到幾起與史丹佛有關、當時正受到新聞關注的詐欺案件時，Levin 在回答前沉默了很久。這些案件包括 Elizabeth Holmes、因涉入加密貨幣騙局而被判刑 15 年的校友 Do Kwon，以及在一宗 2,000 萬美元詐欺案中被判須負責的教授 Stan Cohen；他曾將某種化合物包裝成亨丁頓舞蹈症的潛在療法，卻誤導外界低估其危險性。
對於這些爭議，Levin 一方面為史丹佛的研究品質與學術誠信辯護，強調校內研究整體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也指出，大學無法控制學生畢業後的所作所為。至於外界所說的詐欺，Levin 則稱之為新創公司提出的「缺乏根據的說詞」。他認為，在矽谷幾乎很難完全避免。
「創業有一部分就是這樣：只要你能描繪出一個未來可能成真的願景，就有機會獲得支持與資源；但那個願景，不見得最後都能實現。」
販售願景的造神循環
當然，這套「販售未來願景」的思維，並不只存在於校園之外；學生在史丹佛校內，也有很多機會接觸並學會這種邏輯。史丹佛電腦科學系有一位老師被稱為「億萬富翁教授」；但這個稱號其實還低估了他的身家。
David Cheriton 數十年來一直擔任全職教授，如今累積的財富已超過 150 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投資史丹佛學生創辦的公司。1998 年，Google 收到的第一張投資支票就是由他開出的。他也在全職任教期間共同創辦了數家公司，而這也正是史丹佛所鼓勵的模式。
史丹佛甚至還營運自己的創投基金 StartX，為學生創辦的企業提供種子資金，並宣稱經其孵化的新創公司，達到 1 億美元估值的機率是其他公司的三倍。
其中一家公司就是 Clinkle。這家公司由史丹佛大學生 Lucas Duplan 和兩名同學共同構想，並於 2011 年獲得 StartX 的初期資金。現任史丹佛電腦科學系主任 Mehran Sahami 曾指導這三名學生，也投資了這家公司。這家新創募得超過 3,000 萬美元。Duplan 還曾與其中一名投資人、航空業大亨 Richard Branson 合影，兩人在照片中點燃假的百元美鈔。
然而到了 2015 年，這家公司本身也付之一炬。Clinkle 原本號稱是一家採用尖端聲波技術的行動支付公司，但看似精緻的產品展示，掩蓋了應用程式根本無法運作的事實。最後，公司推出的產品實際上只是一張預付式簽帳金融卡，結果招來幾乎一面倒的嘲諷，最後也黯然倒閉。
Duplan 固然不是一位稱職的領導者。然而，當時所有被史丹佛造神循環沖昏頭的人，似乎也從未仔細審視過。畢竟，把錢交給一個 21 歲的年輕人，能出什麼問題呢？
Hennessy 這位史丹佛前校長，當年也是 Clinkle 的顧問之一。他協助促成了史丹佛與矽谷之間那種幾乎沒有界線的緊密關係。這並不代表他不重視人文教育，或不在乎學生的學習；也正是史丹佛與矽谷之間的緊密連結，推動了這所大學的崛起。他說：「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而這個環境，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一手造就的。」
如何統治世界
矽谷一家專注於自動化的公司，其創辦人兼執行長主動在史丹佛開設了一門極為排外的研討課程，每年只收 12 人，申請流程還相當繁複。在要求絕對保密的前提下，他向這些學生傳授如何走上成為億萬富豪之路，也就是他們一心嚮往的那條路。
實際上，這並不是一門正式課程，沒有人能拿到學分，它更像是一個祕密社團，某種屬於科技菁英的 Skull and Bones（耶魯大學知名的精英秘密社團）。課程每週都會在校園內舉行，形式上有演講、討論，也會邀請來賓參與。但這門課真正的目的，是讓這位「老師」做其他人也都在做的事：辨識那些未來可能對他有用的學生，並和他們建立關係。只不過，他想出了更高明的辦法，讓這些學生主動走向他，因為他知道，他們根本無法抗拒那種既排外、又神祕，彷彿象徵自己已經真正進入核心圈內的誘惑。
而這正是「史丹佛中的另一個史丹佛」最完整的縮影。這門課的名字就叫做〈如何統治世界〉（How to Rule the World）。
原文為 Theo Baker 改寫自他出版的新書《How to Rule the World: An Education in Pow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Theo Baker
畢業於史丹佛大學，曾獲 2022 年喬治・波爾克新聞獎（George Polk Award），著有《How to Rule the World: An Education in Pow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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